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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擋不住的硬傷:評裴士峰,《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裴士峰(出版社譯名為史蒂芬.普拉特;英文原名為Stephen Platt,下文通稱裴士峰)《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在2015年由衛城出版中文譯本,引起許多關注。[1] 事實上,早在2007年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時,即有一些關於此著的書評。[2] 本人在今年五月份時,其實就已將此書閱畢。並且寫了篇評論文章,然而諸事耽擱,這篇文章一直堆在檔案夾中,直到剛剛才被重新「挖掘」出來。

我一向認為除了史料之外,學術著作也必須緩慢、精細、「帶有問題意識」地閱讀,不僅閱讀正文,同時連同學者的註腳、徵引書目都必須考慮。拜讀裴士鋒的大作後,筆者發現的確有太多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硬傷」。這些問題,來自作者、負責出版英文版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及出版中文版的衛城出版。下文將一一陳述。

非黑即白:湖南vs. 中國

裴士峰很有雄心壯志,他告訴我們:這一部書是要跳脫原本的國族敘述,從「地方」的觀點討論整體。他認為在近代中國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歷史論述、民族主義,但最後都被「大中國民族主義」吞併,合為一流。他希望能夠透過「湖南」一地的觀點,去質疑整個大的宏觀歷史敘事、「並提出不同的可能」。裴士峰的提問,看起來像是呼應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所說的「必須把這些(革命)話語及歷史解讀為不斷變化的、部分地製造身份認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統一的整體」。 [3] 在裴士峰眼中,由於政治的需求,讓原本繽彩的「地方民族主義」被「國族民族主義」吞沒,其中又以湖南民族主義最為明顯。因此,他想要從湖南的角度來看待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他相信,「答案將會很不一樣」。

裴士峰的提問值得深思。不過,若將湖南拉出整體中國,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湖南?當務之急,就是定義湖南人的概念為何,且應該用什麼標準來劃分?地域性?國別性?民族性?裴士鋒從未給個清楚的定義,但就是這個不清不楚,讓他多了很多操作空間。他告訴讀者,「把湖南擺在中央,重新了解中國近代史」。然而,他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卻建構了一個「湖南人」vs. 「中國人」的模型,他告訴我們湖南人是個特殊的群體,是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的。在這個理論中,湖南人可以獨立成一個分析客體,而湖南的民族主義,被中國民族主義吞併(章1註47),為了言之成理,他製造了些許假想敵。

他批判以往的歷史論述都只將湖南民族主義視為「湖南人的『神秘精神』」 [4],忽略了他們的特性。湖南人是否有所謂的神秘精神,這點尚未定論,但就他所建構的模型而言,裴士峰很明顯地忽略了湖南人本身也是近代中國史的參與者。強調省際造成的影響,只讓歷史支離破碎。況且他在後面所舉的例子,如王夫之、譚延闓、毛澤東等人,似乎不祇甘心做一個湖南人。中國有「老鄉」的概念,同地區的人自然比較容易聚集、共事,然而裴士峰刻意忽略這點,不斷擴大湖南的排外性、獨立性。例如他描寫湖南嶽麓書院的「禮」,裴士鋒如此說「他學校的禮,不是讚頌帝國的那些禮,而是讚頌湖南與村子的禮(頁64)。」但岳麓書院的禮究竟跟其他學校的禮有何不同,他卻未加說明。又像陳家鼎的〈二十世紀之湖南〉(頁158),裴士峰認為這是湖南獨立宣言,因為認為陳家鼎在這篇文章中,未把湖南稱作「省」,而是稱做為「國」,由這二者可以看出許多湖南獨立意識。但再看之後的引文,便會發現十分詭異。陳家鼎如此說:「以湖南比作世界帝國,一日耳曼二十五「聯邦」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國,一美國十三州中之華盛頓。」但讀者不禁好奇:難道德意志、華盛頓是國嗎?

動態的地區概念

裴士鋒完全不討論地區概念。 但事實上,在歷史的脈絡當中,地區的概念是動態的,這也是《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的作者周錫瑞(Joseph Esherick)選擇兩湖而非湖南一地作為分析的原因(緒論註4)。[5]若按照裴士鋒的定義,我們一下子就會碰到這個問題。以本書的精神指標王夫之為例,裴士鋒認為王夫之是近代湖南的精神、思想依歸,是個徹頭徹尾的湖南人。這個說法放到歷史脈絡中,一下子就會碰到問題。王夫之是明末人,痛恨滿清政權,在明朝的統治下,他出生是在「湖廣承宣布政使司」的衡州府,這時的湖南尚未跟湖北分家。裴士峰強說他是湖南人,恐怕他還會覺得奇怪。裴士鋒並非不知道這個問題,但他只願意用一個註來稍微處理(章1註2),談到湖南湖北皆是「楚」文化的繼承者,而湖南更以此自豪。但這兩者間如何發展出不同省籍意識,他卻擱置這個問題,略而不論。

但地區的概念,卻特別重要,若把它帶入裴士峰的分析,我們一下子就會發現問題。裴士峰在第三章談到了近代中國西力東漸時的「湖南抵外民族主義」,並用當時民族主義者周漢(1842-1910)的《鬼叫該死》為例,強調當時的排外運動,是「把湖南人視為自成一體、可與中國其他人分開的群體來宣說」(頁76),證據是周漢是向「湖南人」咒罵太平天國,而非是「中國人」。姑且不論周漢是否如此認為,光是從事情的後續發展就可看出問題所在。周漢的《鬼叫該死》後來傳到了湖北,且在當地大為流行(頁78)。但很奇怪的是,如果當時的周漢真的(只要)團結湖南人,那麼這種驚悚駭人的傳單到了湖北,卻也能被當地人接受(還印了80萬份),難道湖北人看了沒有任何反應?若如裴士鋒自己所推測的,周漢的言論「融入民間文化」,湖北人顯然接受這個概念,那麼湖北人就這樣直接了當地支持湖南人?

甚至,從民族的觀點來看,也不無商榷之處。湖南在中國內部是個移民區, 且有著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他們是否認同當地漢族湖南人的所作所為?他們認同這些事情嗎?又有沒有激發起自身的「民族主義」?裴士鋒想舉起湖南民族主義之矛攻擊中國民族主義,但在定義什麼叫湖南民族主義時,他卻避而不談這裡面的構成要件。

走調的歷史敘事

裴士鋒是文字高手,很會用零碎的史料拼湊故事。但也因為如此,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塑造自己想要的故事。推論是否有問題?乍看之下似無問題,但這些零碎的東西組成一個論述,便看起來言之成理。

故事從王夫之著作的編纂開始,裴士鋒認為這項工程代表了湖南意識的興起。而主事者鄧顯鶴(1777-1851)所選用的編輯都來自湖南,並以提倡本省學術、文化自居不凡,立志「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頁41)」。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當地仕紳發掘王夫之思想中「夷」的概念,除了發展王夫之指射滿清政權的「夷」,更衍伸出指稱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夷」。王夫之的著作,也在攻打太平天國的湘軍部隊中廣泛流傳,提供了湘軍的「意識形態(頁32)」。戰後隨著士兵的卸甲歸田,湖南人彼此之間共同認同也益發增大。一位外國觀察家Charles Wilfrid Allan認為「湖南人是個剛毅且獨立的種族……他們的性格使他們頭角崢嶸,成為這國家自然而然的領導人(頁37)」。郭嵩濤(郭嵩濤是那一國人?他代表湖南人出使英國?)更是將這個精神發揚光大,裴士峰認為郭創建船山祠、刊印王夫之的文章,「都只針對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頁41)」而「在他們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為湖南人的,因此與中國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但就這個如何不同,裴士峰卻給不出個說法,也未加說明。裴士鋒為了讓自己的論述成立,也不深入分析一些湖南籍的重要人物,像是魏源、曾國藩。[6] 因為他也知道,如果進一步處理這兩個人,那麼他就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於是,他只將焦點放在留在「湖南」的「湖南本地人」,卻不談論那些在中國各地的湖南人,並刻意放大地方意識與地方文史編纂的「民族情懷」,合理化自己的推論。

郭嵩濤是全書的核心,是裴士峰找的湖南民族英雄。由於不見容於清政府,且因出使英國,故郭嵩濤一直不被重用,只能在湖南待著,默默地從事自己的「本省工作」。裴士峰引用郭的「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裴士鋒認為郭嵩濤的宏才大業只為了「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但所引史料徹底露餡,因為他根本無法解釋文本中「國家」究竟意指哪國,除非郭嵩濤想建立湖南國(頁41),但郭嵩濤顯然不會這麼說,他也未直接說「只為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希望自己家鄉的學子奮發向上。郭嵩燾是想要改革教育,可是那真的是認為「湖南獨一無二之命運」?

很多徵引史料的部分,其實都出現了「國」字,但裴士鋒都視而不見,然後牽強地無限放大「湖南」(或「楚」)?(頁60、62)很奇怪的地方是,裴士鋒在(頁62)後文繼續說「他(郭)無意將改革局限於湖南一地,但把湖南的改革視為優先」,這樣一來,又如何與「獨一無二之命運」結合在一起?郭嵩燾說清朝是亂朝(章2頁69),但裴士鋒忽略了這個「朝」非代表中國的清「朝」,指的應該是當時握有大權的官員(也就是郭嵩濤不喜歡的當權派),裴士鋒沒有弄清楚二者的區分。甚至,他也不引郭嵩濤這段話的出處,只簡單地用郭喜歡張載的一個註含混帶過。最後,郭嵩燾什麼時候認為「湖南人有別於中國人(頁68)」,他特別提到楚地、瀟湘文化,就代表兩者不是中國?那麼史料中那麼多的「國」究竟是什麼意思?且這樣子就代表湖南人民族主義?地域之間的區別,真能用民族主義形容?甚至再進一步地咬文嚼字:湘楚之間,到底差別在哪?郭嵩燾為何不用湘,而用楚?這個楚到底有沒有包含湖北?

再來看到譚嗣同。譚嗣同被裴士鋒高度讚揚,而譚嗣同更被王夫之深深吸引。他提到譚嗣同繼承王夫之的精神時,認為那是「湖南師徒相成的一個傳統」,也斷定地強調「孔子思想的真義,是單靠湖南人保存下來。中國的其他學者是否也覺得對天下生民負有責任,無關宏旨」。但仔細閱讀他的引文,卻看不到半點跟湖南有關的字眼,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譚嗣同明明就說「孔、孟、程、朱(這四個人都不是湖南人)之傳不墜於地」(頁84,該註應同引註23,但作者忽略),這是一種對中國道統的形容,譚嗣同認為道統由他的三位老師繼承,但卻未強調他們的湖南身份。況且,譚嗣同真的只想要開化湖南?如果如此,為何譚嗣同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頁103)連裴士鋒自己都承認,「既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湖南的民族主義」。就此看來這兩者並非黑白對立的民族主義。

留日的湖南留學生

在裴士鋒看來,日本宏文學院的嘉納治五郎的教育理論對湖南民族主義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在敘述嘉納的理論時,卻無法敘述清楚。例如他提到《支那教育問題》(頁114)對湖南留學生影響極大,「針對了中國人(在此指湖南人)修改了他的民族主義教育思想」,卻不告訴我們,為何在嘉納的理論中會區分中國人與湖南人的不同。甚至,我對裴士鋒描述日本留學生與嘉納友好的情節也有所保留,而是從他的註腳所透露出來的,他引用的是楊度的版本。裴士鋒在頌揚嘉納治五郎的時候,卻沒注意到楊度曾因《支那教育問題》跟他吵架。楊度的反應究竟為何,我們目前不得而知,但很肯定的是,並非所有的湖南學生皆信服嘉納治五郎的理論。

在探討日本的湖南留學生時,裴士鋒也想把他們跟其他中國留學生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當他提出湖南學生大量利用王夫之的形象來塑造自己的民族主義時,他如此說:「就在非湘籍人士章太炎開始把王夫之視為所有漢人的共同財產來宣揚時,聚集於日本的湖南學生開始更猛力地想將王夫之據為己有。他們這麼做,其實是在追隨譚嗣同、郭嵩燾、鄧顯鶴的腳步(頁121)。」先不論他將譚嗣同、郭嵩濤、鄧顯鶴三人放在同一系譜有多奇怪(維新派、滿清官員、地方文史編纂者),他後面提出的論據,更是觸目驚心。裴士峰之後提到蔡鍔,他認為湖南民族主義是由自立軍的蔡鍔傳承下去, 而在蔡鍔的心中,湖南鐵定與中國是不同的,湖南雖然繼承了中國的文明,但基本上卻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裴士鋒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蔡鍔在〈致湖南士紳諸公書〉認為清末中國就像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而未來的湖南,就是英國或法國(頁123)但按照這樣的想法,蔡鍔怎麼會通篇文章中不斷回顧中國的歷史、強調「我中國」的概念?裴士峰認為蔡鍔在該文中說到的「綜湖南全部可以敵日本……,然則薩摩何足況湖南?」代表的蔡鍔「建議湖南人不要再把自己比擬為日本的諸藩,而應自成一體」。但真正的史料原文,卻是如此

今以薩摩藩喻湖南,夫抑不無影響耶?雖然以人地壯廣……綜論湖南全部可以敵日本,而其膏沃殷富,且無論然,則湖南何足況湖南?其士之偉博壯烈,又何足比湖南?吾甚羞湖南有茲譽。

在這裏,蔡鍔是反省湖南沒有辦法達到日本薩摩藩的境界,又何曾提出與中國不同體系的說法?否則,如何解釋「湖南一變,則中國隨之矣」?

裴士鋒將蔡鍔的文章破碎、切片化後,又繼續找另一位湖南留學生,楊度。他談到楊度在最後一期的《遊學譯編》刊登了〈湖南少年歌〉,裡面描述他對中國亡國後湖南建國的美好憧憬。但筆者找了最後一期(第12期)的《遊學譯編》,卻找不到該篇文章。而翻閱了《楊度集》後,發現〈湖南少年歌〉應該刊載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38、39合刊期上。可以思考的是,倘若楊度這篇文章真有湖南的獨立思想,又怎會刊登在《新民叢報》上?裴士鋒顯然認為這首歌可以體現湖南建國的理想。於是他用了長篇篇幅描述這首歌,他把描寫屈原的段落拿出來討論,並且論及當時的愛國學生擔心「將亡於帝國主義的湖南」,但他卻不提〈湖南少年歌〉屈原段的後面,就是出生在湖北襄陽的宋玉。我們來看全文: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卻奈湖南何?

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五嶺橫雲一片青,衡山積雪終年白。

沅湘兩水清且淺,林花夾岸灘聲激。洞庭浩渺通長江,春來水漲連天碧。

天生水戰昆明沼,惜無軍艦相衝擊。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

不悲當日蒼梧死,為哭將來民主稀。空將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紀念碑。

後有靈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魚腹。世界相爭國(中國)已危,國民長醉人空哭。

宋玉招魂空已矣,賈生他不是湖南人作弔吊還相瀆。亡國遊魂何處歸,故都捐去將誰屬?

愛國心長身已死,汩羅流水長嗚咽。當時猿鳥學哀吟,至今夜半啼空穀。

若將兩者結合,很明顯地「山國」即是「楚地」,而這個亡國混,也應該是漢代當長沙王太傅的賈誼。但這些考證,裴士鋒都不管,他繼續解讀此首歌: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

埃及波蘭豈足論,慈悲印度非吾比。

……

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

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破釜沉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

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為旗下卒。

由此段詩,他認為「湖南將是年輕、尚武的國家,將振臂而起,改造其周遭世界,打造由它領導的新帝國,帶領其他省組成一個新聯邦,建立以湖南為典範的中國。」但裴士鋒似乎不滿意這樣的結論,於是又繼續區分「中國」的概念,分別是地理與文化的中國,並且推估在文化中國(顯然裴士鋒認定這個概念)的範疇下,「湖南的愛國志士將先建立他們省的主權,然後為中國其他省建立主權。此時,楊度此詩雖未排除統一中國的可能,卻把那視為次要目標,視為拯救湖南的首要目標達成後的下個目標。」但從楊度的詩中,完全唸不出關於主權的問題,也絲毫沒有脫離中國(若將反滿與反中畫作一體,又另當別論)的主張。但裴士鋒顯然不這麼覺得,他也不管前面楊度將湖南與中國的關係類比為「斯巴達vs. 希臘」、「普魯士vs. 德意志」,逕自解讀這首詩。

種種問題,在這本書層出不窮。

學術格式

學術格式不僅便於研究者進一步找尋資料,更是作者論述自己立場的矛與盾。然而,本書凌亂的學術格式大大降低了本書的可信度與可讀性。除了作者需深深檢討、反省,出版社也不可避責。汪榮祖先生在他的書評中批評哈佛大學出版社的作法有失專業,出版中文譯本衛城出版也需審慎小心,而非照單全收。

此外,也建議出版社必須建立自己的學術格式,或是參考學界已有的規範,這是當務之急。我知道現在流行頁後註,這對學術研究者很不利,因為我們常需要回去對引文出處與參考資料。不過由於版型問題,頁後註的確比較美觀,本人也沒有太多意見。不過,若出版社選擇使用頁後註,那麼學術格式因為美感而變得更為重要。我一向認為學術格式也是「語言」,有自身的溝通邏輯,參差不齊的學術格式,讓人不忍卒讀,這些很多人認為都是「小問題」,但積少成多,一下就變成「大問題」,以下我會一一贅述。

另外,也應當善用書目管理工具(如EndNote、Mendeley、Zotero),方能減少編輯與校對作業。臺大圖書館也有相當棒的課程。[7]

通則性問題

首先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區分「注釋」與「正文」的不同。他們兩個性質不一樣,不能用同一字級,以示區分,「正文」字體宜比「注釋」大,頁後註道理亦然。

目前學界普遍錯誤理解學術格式,認為它只具有「標註性質」。但事實上,學術格式也是溝通語言,學術著作的可信度奠基於此,不可忽略。除了專業學術刊物、著作之外,推廣學術著作的出版社更不可輕視。然而,衛城顯然沒有自己的學術格式,這導致他們必須參考英文版的註。但中、英之間的書寫邏輯大不相同,因此產生許多問題。例如在章1註44,隔開曾國荃與《曾忠襄公年譜》的標點符號若按照前後文的邏輯,應用「,」,但此處卻用「:」。又如章2註44內,同一段出現「3:863」與「卷3,頁886」兩種標示方法,易生混淆。

學術格式建議統一,英文人文社科的學術格式有APA、Chicago、MLA,中文世界並無統一,諸多紛雜,建議出版社找一本好的期刊,參照他們的格式。除此之外,也需要注意流暢度,如章1註64(諸多註解多有此處問題)的「頁22-25。見頁23。」很明顯地就是先引全部的頁數,再引引用出處,除了多此一舉,也不流暢。

英文著作喜歡用「ibid.」(中文譯為:同上、參前註),中文著作也如此,但「ibid.」常常發生問題,特別發生在因工作流程而改動註腳、因行文而要調整段落後。不過由於方便,也成為學術慣例。但是,若要使用「ibid.」,必須一致。例如在章2註37用「同上」,其實也很奇怪,因為之後的註40-42都不用。

作者名

這是一本翻譯書,但是服務對象為中文讀者。因此,若作者名為漢字,編輯應找出中文人名,不應該直放漢語拼音,如章2註11。[8] 如果不注意,就會發生章3註19的問題。在章3註19中,編輯直接丟給讀者Chan Sin-wai這個拼音名字,但專業一點,應要找出它的中文姓名。其實一點也不難找,Google一下就有(這不是幾秒鐘的功夫嗎?),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的陳善偉教授。再仔細看看,其實不遠處的註34就有提到這個人(而且之後多處引用,如章3註40、63、71)。日本名字也是同樣的道理,章4註14的Negishi Fukuya按照音譯應該是福山根岸,但仍需要進一步查證。然而若作者已用了日文標題名,建議連作者名也需找出,前後一致。又,章3註61的馮客,其本名應該是Frank Dik「ö」tter,他是很不喜歡別人寫錯他的名字的。

而有些書籍是編輯群、委員會出版,此時雖然冗長,但也必須全引,否則就會出現如章3註38只談《新聞出版志》、不提作者是誰的問題。而英文名第一次引也不建議縮寫,如章4註35的K. S. Liew(在章5註14才示全名為Kit Siong Liew,此人應該是劉吉祥,宋教仁傳記的作者),這樣太過簡略。

插個題外話。在正文中,研究論文一般都會加上人物的生卒年,這樣就不用再多花篇幅描述人物的出生與死亡,也幫助讀者理解人物的歲數。甚至,也可以編纂人名索引。有些出版社由於經費考量,所以多不製作索引。前陣子我剛跟貓頭鷹出版的陳穎青先生在FB上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認為索引仍必須保留。[9]

書名與文章名

英文的書名應用斜體,這點相信衛城的編輯深知,但許多地方卻出現忘記的情況,特別是第四章,如註10註13的「1895-1905」、註15。而英文期刊名亦然,註55也忘記了這一點(本書也有許多地方忽視這點,如章5註2)。

當今一些港台書受大陸出版界的影響,經常不分〈〉、《》兩個標點符號。但根據《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這兩者仍有差別。如果是篇名,則應該用〈〉,書名則用《》。所以,像在頁35中的《噩夢》一文,宜用〈〉。 英文書名也應該用斜體,本書大致遵守,但仍有少數漏網之魚(如章2註4)。

部分書名也有錯誤,如章2註7的《中國一八九一年的排外暴動。包括目錄》。

出版項

許多人(學者亦然)不注重出版項,認為書目資訊只要知道作者、書名即可,但此乃大錯也。許多的書籍會有版本問題、出版地問題、年代問題,若忽視這些問題,學術工作的威信將會大幅減低。

出版地的部分,不宜使用「省份」,若要用,煩請統一(章2註80、章3註29)不過,用省份會產生諸多問題,一般而言學界都用城市名。且章2註80(同章3註29)中,田伏隆的《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的「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地應在北京。[10]

出版社的名字應該要統一(章1註40、章2註71),應該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奇怪的是,其他地方卻又正確。有些單位並非出版社,如章3註37林能士先生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1895-1989)》,其出版社竟然為「國立臺灣大學」,正確來說應該是「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而近年來臺大的出版物是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負責)。又如章4註8,應該是「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二字是多餘的,在章3註34還是對的,但到此處又錯了。某些出版社會省去後面的名字,本屬方便,但不宜過簡,特別是臺灣讀者不熟悉的出版社,如章1註61的「新華」,應為「新華書局」較為妥當。出版年也不宜省略,像是章1的註25。

章3提到了兩個《譚嗣同全集》版本,分別是1977年臺北版與1981北京版。但這兩個版本到底有何不同?作者並未說明,編輯也未統一。這導致他們在註7(註17)與註9(註15、20、21、23,註21漏掉,但是因與註9相同)都必須重新列出出版地,增加麻煩。若遇此情況,編輯可以致信作者,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統一版本,並找出書目對稿。此時英文版的凌亂,便可在中文版中糾正。

此外,衛城這邊只標註書籍出版地,期刊則不標。但這可能出現問題,因為近代以來有大量同名刊物,時常錯亂。不過這非必要,故還不算什麼。

最後,學術慣例是第二次徵引消掉出版項,本書大部份地方遵照此項規則,但許多地方又沒有(章1註62與章2註9)。

不同資料的問題

本書大量使用報章資料(Chicago style中的newspaper),但它的標記方式與期刊並不一樣。報章需要標記版次,但很多地方(章2註47提到的《湘報》、註59)並未處理。版次的概念與期刊並不一樣,需格外小心。

外界常常忽視格式、註腳,認為不過是「枝微末節」的小事。但事實上,這卻是我們賴以溝通的語言。一些大學生、研究生也不怎麼注重格式,甚至許多出版的論文格式錯得離譜。然而,這些問題其實都很好解決,若有好的學術格式,加以書目管理工具,只是彈指間的工夫。這篇文章也不過花我兩三天的時間。格式、註腳也是溝通語言,有自身的邏輯。註腳不是學者堆置垃圾、擺弄知識的地方,而是另一個更深厚、更需探求的世界。如此一來,學術格式、註腳又更值得我們注重。

餘論

裴士峰的著作在各地引起話題討論,許多人開始以此書「解構」中國民族主義。姑且不論裴士峰是否正確,這些硬傷讓我對他的論述產生了諸多懷疑之處。就算湖南人真有獨立的民族主義、就算裴士鋒言之成理、就算,但若存在著這些硬傷,任憑真理喊破喉嚨,也無法使人相信、更無法被學界接受。但裴士鋒在關鍵之處(特別是需要證明他的論點時),卻總是提不出有力證據,否則就是刻意跳脫史料脈絡,另闢新「意」。

筆者並非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也認為並非所有的民族主義就指向「大一統」的民族主義,如此解讀,其實有意無意地忽略掉當今所提出的種種論述,陷入非黑即白的窠臼。他所討論的詞彙、語句,頗有想像的共同體之風,而承襲著這個概念,又可以看到他使用了許多的詩詞來解讀時人的民族主義。但歷史是否可以被這樣如此解構?筆者贊成地區的多元主義,也承認各地存在一定程度的主體性、特殊性,但若為了這個目標,難道就可以把共同歷史脈絡中的省份、民族或是地區特殊化,拆散並塑造成分庭抗禮的假想敵?

裴士峰的著作並非不好、論述也很流暢,說真的也好看、翻譯也很通順(黃中憲先生是很有名的譯者),民族主義是否已經破產,這點很難說,我們也不必過早下定論,裴士峰提醒我們的確要小心民族主義,以免看不到歷史的細微之處,這個擔心也值得讚揚。但他在提防自己反對的民族主義時,卻沒意料(或有意識但未加防範)他也是創造另一個民族主義,我們要小心民族主義,但這個小心,也非全面否定不同的民族主義;甚而,這個小心,並非趕走有問題的民族主義後,迎接擁有另個問題的民族主義。以此之矛攻彼之盾?是功耶?

[1] 經由史普網站「故事」的「說書」中刊載百噸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後,本書更引起廣泛注目。參考:〈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http://gushi.tw/archives/9676(最後檢索時間:2015年10月22日)。

[2] 汪榮祖,〈評介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9 期(2009,香港),頁490-495。

[3] 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 《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221。

[4] 張朋園,〈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期(1977,臺北),頁145-158。

[5] 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4。

[6] 他對魏源的描述也有些許問題,道光21年(1841)魏源應該不在北京,當時鴉片戰爭方興未艾,他應在江蘇(頁23)。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聯亞,1983),頁1-3。

[7] 可參考: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tul.blog.ntu.edu.tw/(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近年來,臺大圖書館也籌辦Help講堂教授相關課程,可參考他們的官網。

[8] 但筆者沒找到《書院研究》的書目資訊,猜測它是論文集,這是作者的問題。

[9] 為何我會堅持索引的存在,請見本人的理由:「索引之所以存在,你可以說是學界偷懶的結果(只想找關鍵字),但也其來有自。我們每個人一天可能要處理好幾本書,做其他方面(政治、文化)的人可能還好,思想史最好全部讀完(而且還要一讀再讀、精讀),這部分毫無疑問,我們的思想史訓練也是如此。但像經濟史的部分,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處理大量的商品與數據,說真的,如果要「認真」地把一本《海關年鑑》全都看完,大概沒有人可以做超過一年以上的研究。前陣子我處理到一位航海家Alessandro Malaspina(1754-1810)的日記,從中研院拿出來的英譯本總共有四大冊。我只想查他裡面關於菲律賓水銀轉口貿易的資料,如果一字一字的看,可能一兩個月也看不完。當然我舉的例子都是乏人問津的學術書,甚至許多是又厚又重的日記或年鑑。但如果他後面沒有附上索引,我猜連那少許的讀者(研究者)都不願意讀吧。」

[10] 筆者也有找到另一個出版於長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About Hsuan Wei Lin

追逐像しんちゃん一樣灑脫的人生,崇拜Samantha Jones的真性情,熱愛楊過對情感的熱愛。喜好發呆、閑晃、瀏覽。 喜歡閱讀、寫作、攝影、彈琴,最近愛上養魚跟種盆栽。一直想學做飯。 無法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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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用通告: 擋不住的硬傷──讀《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上) |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 十一月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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